元代航海家汪大渊

提及中国古代的大航海家，人们自然会想到郑和，七下西洋的壮举展现了明朝的强大国力，但比郑和更早的一位航海家却少有人提起。《辞海》1979年版中说：“就清中叶以前有姓名可知的中国航海家而论，其游踪之广远，汪氏当居前列。”西方学者则称他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。他就是680多年前走向世界的元代杰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。

汪大渊，字焕章，江西南昌人，约出生于元代至大四年（1311）。他从小胸怀大志，敬仰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的司马迁。至顺元年（1330），汪大渊从泉州搭乘远洋商船首次出海，元统二年（1334）夏秋回国。至元三年（1337）到至元五年（1339）第二次出海。归国后，他把两次航海的所见所闻记录整理，写成《岛夷志略》一书。该书所记录的国家或地区名称超过220个，内容涵盖经济、人文、风俗、地理、气象等，是中外交通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，并被译成多国文字，彰显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无穷魅力。

一

文明在开放中发展，民族在融合中共存。开放包容、兼收并蓄正是泉州最鲜明的特色。泉州见证了“舶交海中，不知其数”的繁华，是承载丝路精神的“活化石”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，泉州是中华文明迈向世界的重要出发点，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，烙上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深刻印记。

元朝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专门负责对外贸易，可见泉州在元代港口中首屈一指的地位。马可·波罗、伊本·白图泰等西方来华游历者，均对泉州大加颂扬。十几岁时，汪大渊就来到泉州，见到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比肩继踵，看到中西货物堆积如山，见到各色船只挤满港湾。用元代人吴澄的话说，即“番货远物、异宝奇玩之所渊，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，号为天下最”。正因为泉州港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的繁华景象，最终促成了汪大渊的远洋航行。

汪大渊在旅途中见到了不少泉州商人，也听说了不少他们的事迹。他曾拜访过古里地闷（今东帝汶一带），提到了“昔泉之吴宅，发舶梢众百有余人，到彼贸易”。“泉之吴宅”应该是泉州一个吴姓的大商人，他曾带领一百多人来古里地闷进行贸易，可见元代泉州商队规模之庞大，与贸易伙伴关系之密切。

国之相交在于民相亲，民相亲在于心相通。汪大渊航海事业之所以名垂后世，是因为他以善意拜访所到的每一个地方。他不畏艰险，梯山航海，长途跋涉，游历各国，增进了与沿途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倘若说马可·波罗把中国介绍给了世界，那么汪大渊则把世界介绍给了中国。汪大渊曾访问了摩洛哥丹吉尔地区。同一时期，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也远渡重洋抵达汪大渊起航的泉州，并到达了元朝的大都（今北京）。东西方两位大旅行家彼此互访对方的家乡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话。

汪大渊每到一处，总要详细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并记载当地山川、土俗、物产、名胜。在途经沙里八丹（今印度东海岸的纳加帕蒂南）时，汪大渊见到了一座高数丈的塔，走近一看发现塔上还有汉字“咸淳三年八月毕工”，原来此塔为中国人所建，因此当地人称呼此塔为“中国塔”。咸淳三年也就是1267年，汪大渊在近70年后见到塔上汉字时，“至今不磨灭焉”，实际上直到19世纪初，这座塔还屹立在大地之上呢。

汪大渊还十分留心沿途各国华侨的生活状况，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华侨史不可多得的材料，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。在航经渤泥国（今文莱）时，他描述了华侨与当地居民亲如兄弟的情景，渤泥国人“尤敬爱唐人，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”。在勾栏山（今加里曼丹岛西南端的格兰岛），汪大渊得知元朝“有病卒百余人”留在此地，今与“番人丛杂而居之”。汪大渊还提到马鲁涧（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）的酋长是一个姓陈的临漳人，不过据学者们考证此人应是大名鼎鼎的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，至于姓陈、临漳人都是汪大渊的误解。

在汪大渊的旅途中，他明显感受到了沿途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的敬重，期盼与中国人进行贸易。文老古群岛（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），居民“每岁望唐舶贩其地”，往往以一种鸡雏出壳的数目，来推断中国船只能否到来、来多少艘，要是有一只破壳的话，就会有一艘中国船到来，以此类推，这反映了当地人民期盼和欢迎中国商船前来贸易。吕宋岛加麻延、巴吉弄等地的男子“尝附舶至泉州经纪，罄其资囊，以文其身。既归其国，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，延之上坐，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”。为何他们到泉州纹身后回到故乡会受此殊荣？因“习俗以其至唐，故贵之也”，把到过中国的人视为无上光荣，可以想见当时中菲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。

二

早在两千多年前，汉朝就派出船队远航印度洋，开启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海上往来之门，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轫。海上丝绸之路为各国开展贸易提供了条件，也推动了不同文明在相互影响中融合演进。

汪大渊所乘坐的商船两次都满载货物回到泉州，使商人们大获其利。那么，汪大渊在两次远航中都见到了哪些货物呢？汪大渊怀着谦虚的态度，以精深的观察力，对当时各国之间的贸易作了细致调查。《岛夷志略》中所记载的“贸易之货”多达三百种以上，可谓名目繁多。他观察到中国输出的丝绸、瓷器、铁器等在各国风行一时。在马来半岛上的哥打巴鲁，当地人很需要产自中国的花碗和月琴、胡琴之类的乐器。苏州、杭州出产的五色缎最远销售到了东非的基尔瓦。元代新兴的青花瓷器，已由中国帆船运到了东非的摩加迪沙等地。

汪大渊还详细记叙了印度洋各国的物产和输入中国的商货。来自印度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的香料以及菲律宾苏禄岛出产的“色青白而圆”的珠子等，中国贸易商都是他们的大主顾。马来西亚柔佛东岸海中的奥尔岛，此地盛产槟榔、木棉花、椰心簟，椰心簟尤其受到中国商人的青睐。那么这种“椰心簟”是如何制作的呢？汪大渊也有记载，“番人取其椰心之嫩而白者，或素或染，织而为簟，以售唐人。其簟冬暖而夏凉，亦可贵也。”

汪大渊对沿途经过的重要港口不吝笔墨描写。甘埋里（即今伊朗霍尔木兹）是西亚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。汪大渊曾描述了在此地见到的一种运送马匹的船，这种马船“大于商舶”，不用钉子，每艘马船都有两三层之高，“下以乳香压重，上载马数百匹”，这种马“头小尾轻，鹿身吊肚，四蹄削铁，高七尺许，日夜可行千里”。除了良马之外，汪大渊还观察到此地的其他贸易货物，“去货丁香、豆蔻、青缎、麝香、红色烧珠、苏杭色缎、苏木、青白花器、瓷瓶、铁条，以胡椒载而返”，其中可见产自苏杭的绸缎，自汉代以来，丝绸始终是受到外国人大力追捧的中国商品，“丝绸之路”可谓名副其实。

其实，货物集散之地也是文明交融之地。苏门答腊岛地处中西交通的咽喉地带，亚洲、非洲、欧洲诸国的特产大多在此集散。由中国出航到西亚、非洲的商船，均在此岛的亚齐等地过冬。在这里，不同民族的人在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。

汪大渊仅为一个布衣商人，其远航之举不是“政府行为”，而是民间自发探索域外世界之壮举，更令后人可叹可敬。汪大渊不愧为丝路精神的实践者。如今，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，拥有悠久历史的丝绸之路亦旧貌换新颜。“同舟共济扬帆起，乘风破浪万里航。”我们应当大力秉承伟大的丝路精神，与沿线各国人民增进合作、增厚友谊、增添和谐，让中国梦与沿线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互衔接，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，一道续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璀璨篇章。